一.引言

2023年3月的一个上午，秀莲做完放松治疗后，将要进行人生中最后一次胚胎移植手术。她的医嘱指引单上密密麻麻写满了未来要进行的各种检查与手术计划，如同笔记般记录着秀莲在试管之路上的努力。

秀莲今年41岁了。由于年轻时做过手术只剩下一个卵巢，以及年龄增长导致卵子质量下降，她能够自然怀孕的机会微乎其微。并且促排卵的结果也不尽如人意，只取到了一个质量较好的胚胎。6年前她也与前夫做过试管。但移植失败了。由于没能有孩子，以及做试管带来的经济压力，前夫也与她离婚。现任丈夫虽然并没有很好的经济条件，但非常支持秀莲再做一次试管。三代试管项目需要花费13万左右，这是不小的开支。丈夫作为家中经济的顶梁柱，不仅需要支持秀莲做试管，还需要负担婆婆和前妻女儿的生活。在经济压力下，他无暇陪秀莲做试管。秀莲自己也努力减轻做试管的经济负担，积极打工，月入5千左右。上次做试管花掉了之前的积蓄之后，她又在一家美容机构工作，那几年收入较高，每月工资接近1万，去除生活支出，每月能存下7千元。

在精打细算攒好能做试管的钱之后，她选择辞职独自一人来到医院再次进行“孕考”。囿于年龄和经济因素，她决定将这个胚胎养成囊胚再移植，不论成功与否，今后都不会再做试管了。

像秀莲这样的女性有很多。她们离开曾经稳定的生活，放下手头的工作，独自进入做试管的阶段性历程。在这段时间里，她们努力将自己的身体调养成适合“做试管”的状态。这些努力是多维的。正如考试一般，你需要去学习基本的知识，从一位完全与医学无关的个体，成长为精通不孕症、久病成医的地方性知识者。促排周期受精卵质量的结果、移植周期后14天血值的结果，就如同期中与期末考试。周期间大大小小的手术与身体监测如同一次次小测验。主治医生的能力就如同师资水平，而能够通过关系联系到有名望的医生，那便是开小灶补课。然而最终这些努力都导向一个不确定的结果：妊娠成功并十月怀胎完成生育。这其实比真正的考试更充满不确定性。

辅助生殖技术（ART）领域分为两大类，一是较为简单的人工授精（AIH），它对身体的损伤较小，与自然怀孕的过程一致。另一种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各种衍生技术。其中，“试管婴儿”是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技术及其衍生技术的俗称。它一般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是进周期前的检查、签约制定助孕方案。第二是进周，需要依次性控制性促排卵、取卵和取精、体外受精、胚胎培养、胚胎移植。第三是胚胎移植术后，药物支持和14天妊娠检测。人工授精仅作为是否采用 “试管婴儿”技术的前期甄别技术。

自辅助生殖技术诞生以来，它一方面作为积极的科技手段给无数不孕家庭带来福音，另一方面又加重了女性作为生殖主体的负担。在辅助生殖技术的过程中，性别分工是非常明显的，男性只需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来院就诊的身体检查，第二次是促排卵后的排精。并且只需要通过手淫的方式即可完成自己的生殖任务。而女性往往要承担几乎全过程的生殖任务。我们不得不承认女性在所有的辅助生殖项目中，都是最为明显的“承受者”。在身体上，她们需要接受药物、激素分泌、手术所带来的疼痛。在情感上，她们要承受既往性别结构下女性生育功能丧失的污名、反复移植失败所带来的负面情绪、庞大医疗支出的经济压力、处理家庭和社会关系的纠结。男性俨然成了某种程度的“第二性”。

在这样的现实差异下，本文的田野研究对象重点关注的是作为生殖主体的女性群体身处多重负面情绪下的阶段性身心状态，试图回答是什么造成了女性的身体处在阶段性的苦痛与负面情绪之中？她们如何在地方性的实践中处理、平衡这种复杂情感？

二 文献综述

就生育的生物学解释而言，辅助生殖技术引起的怀孕仅是夫妇精子与卵子相遇的结果，这种标准化的技术操作试图使身体从伦理道德和社会关系中脱离出来¹。由于这项技术与人类学的经典议题诸如亲属关系、性别与身体、婚姻家庭有着直接联系，因此人类学学者对该话题尤为关心。尤其是科学技术与社会和医学人类学，对辅助生殖技术有较为深入的关注。二者对辅助生殖技术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是重新思考技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强调地方性的文化语境。其二是关注身处在技术中心的女性的实践与体验，强调技术控制、监视甚至破坏女性的身体与情感，并且这一方面深受女性主义者推崇²。

（一）临床医学下的女性关怀现状

医学工作者关注到，试管婴儿产妇因为长期的不孕经历、治疗过程中的痛苦不适、受孕方式的特殊以及对婴儿健康状况的担忧等因素，其心理形势更加严峻。对试管婴儿产妇提供多方位的心理支持，能有效缓解产妇抑郁情绪，提高其心理韧性和生活满意度，对促进产妇心理健康有积极作用³。同时，部分学者将心理学的各类治疗方案应用于临床实践，使用定量方式探讨治疗方案对妊娠率的积极效果，譬如运用心理健康管理系统对改善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VF-ET）患者负性情绪具有积极作用，对提高患者临床妊娠率可能具有促进作用⁴。

但心理医学强调定量忽略质性的研究取向，使得情感的具体内容遭到了忽视。情感难以被“科学理性”所解析但却属于心理困境重要一环，本文则在质性研究的基础上强调情感文本内容的重要性，去探讨诸如焦虑这一笼统情绪下的具体内容与实践经验。

（二）社会科学对辅助生殖的关注

辅助生殖技术在全球的推广挑战了我们曾习以为常的诸多观念。性与生殖的关系被打破，自然与文化的界限变得模糊，精子、卵子、子宫能否作为礼品或商品，甚至异性恋与同性恋、神圣与世俗、生殖旅游（reproductive tourism）、胎儿性别选择等都因此成为讨论的焦点⁵⁶⁷。

在国内社会科学研究中，人类学、社会学相关的质性研究文章较少。赖立里⁸曾长期在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生殖中心进行田野调查，对于不孕女性的生殖焦虑与实践理性进行细致分析与探讨，但她只强调了医学决策下的焦虑生产，对于焦虑的关注稍显片面。她于2022年再次回顾该领域⁹，探讨了辅助生殖技术实践下的多重身体观，展现了患者在参与医疗决策中的能动性，探讨了“权力－知识”结构。邱幼云¹⁰同样立足于田野调查的方式，对辅助生殖治疗中的不孕妇女的生活困境与秩序重建进行研究，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女性的生命历程，强调了试管作为一种时空的暂时性状态，以及女性身体被技术审讯的过程。但其中的痛苦与情绪也仅是简单概括。另一学者戴媛媛¹¹则在同样的生殖医院附近，对家庭旅馆进行了民族志考察，描述了不孕女性在家庭旅馆的细致生活，批判了女性身份易遭受社会污名的文化语境，以及文化上将女性视为生殖主体的偏见。而本文也力图在此基础发现上证实这一点，并分析她们自我是如何被规训为生殖主体以及情感上的负担，诸如母职与女性功能的缺失所带来的自我贬低。

（三）本文的理论思路和方法论策略

富兰克林¹在英国的研究重点关注了辅助生殖技术治疗引发的女性焦虑。辅助生殖技术在宣传中被描述为：予自然生育以辅助的“简单的” “自然的” 技术手段。然而，在实际治疗过程中，女性却体验到无比复杂的治疗流程，治疗几乎成为女性生活的全部。不仅如此，周期中可能失败的环节也难以预测，充满了不确定性，每一阶段都存在高风险，有些失败甚至是无法解释缘由的。因此，一些接受治疗的女性常将她们的实际体验描述为“障碍赛” (an obstacle race)。

基于这种不确定性下如同考试般的阶段性历程，本文尝试对话The Mindful Body：a Prolegomenonto Future Work in Medical Anthropology¹²，通过田野材料解释其对于个体身体、社会身体以及身体政治三种概念，并进一步说明情感在身体中起到的作用。

三. 研究方法

不同于过往生殖技术相关的民族志田野对于生殖医院与家庭旅馆之间的考察（戴媛媛2022），本文的田野调查更强调医院作为田野点的发生视角。田野点位于华中地区某三级甲等生殖遗传专科医院。该专科医院在辅助生殖技术方面的综合数据属于国内顶尖层面，吸引的不孕家庭不只局限于该院所在的省份，邻近省份以及更远的沿海地区异地患者也会来此处求医。年门诊量达 30万人次。

本人以研究调查者的身份进入医院内部，大多数时间在医院的心理咨询中心进行参与式观察，对其中部分乐意接受调查的女性进行非结构性访谈与多次回访。其中有10位重点受访者，她们的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四.三种身体下的分析框架

（一）被割裂的个体的身体

个体身体与身—心、自然—文化长久的二元分割思想有关。至少在17世纪以后，或者更明确地说，受笛卡尔思想影响的余下三百年的时间里，身体已经习惯性地被自然科学所垄断。笛卡尔把灵魂交与宗教神学，而把身体交给自然科学。这一主张在身体长久受到宗教束缚而得不到恰当研究的时代来说，无疑是进步的。因为它有意无意中清除了身体中所有灵魂的残余，放开了科学家的手脚，使他们把身体当作一种物质性的事物来观察，使其可以自由地追求一种自然科学中医学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纯物质性的思考，增加了自然科学和临床的优势，从而促进了实验生物学的发展¹³。

但身心二元的对立，让临床医学在实践中忽视了病人苦痛的多重性。促排卵过程中，卵泡从4～10mm长大到18～25mm，相应的卵巢也变大，从1～2cm增大到4～8cm。卵巢变大后患者会感觉到肚子胀，敏感者甚至会有轻度疼痛。而促排卵过程中的注射，也会带来身体的不适，可能出现腹胀、乳房胀痛、尿频、便秘、情绪波动及注射部位过敏等。取卵术一般在全身静脉麻醉下进行，术中无明显疼痛感，麻醉苏醒后部分病友会有轻微腹痛、腹胀，一般会慢慢缓解。输卵管相关的手术，所带来的生理性痛苦是最大的。

除手术之外，部分检查也带有强烈的不适，譬如阴道b超和宫腔镜，尤其是阴道b超。二者都需要探头进入阴道完成数据采集。阴道b超用来检测卵巢和宫腔环境，超声波可以直接定位卵巢位置形成图像，不会受到脂肪层肠道等其他生理系统的干扰。宫腔镜则是利用光纤和摄像头检查子宫是否出现粘连、子宫内膜厚度等等。阴道b超不需要打麻药，而宫腔镜因为强行穿过宫颈所以需要打麻药，因此，阴道b超对于女性而言会更具有羞耻感。许多女性在精神层面的害怕与苦痛就来自于这一系列打破固有思维认知的医学必要检测手段，尤其是对于新婚不久或者年轻女性而言，她们对于贞洁的态度是比较保守的。二元对立观念下的临床医学忽略了对文化性的考虑。但对于医学手术与检查所带来的身体意象，包括内在或外在的观念、记忆、情感，求医者往往都只能自我消化。

问诊时间短成了三甲医院的常态，可以从大夫那里得到的专业知识及见解也就有限。可病人同时又是为自己做决定的最终责任人。许多不孕家庭来到医院需要学习许多医学相关的知识，但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具备生物学的基础知识，因此他们很难在医学素养方面有长进。而缺乏获得医学知识的渠道影响了求医女性对不确定性产生的焦虑，因为只有在门诊时才能跟医生聊几句，或者是B超监测时才有机会见到医生。其他情况，作为专业知识的权威是不在场的，自然科学指导下的医学临床与科层制的企业管理决定了医院的“流水线”性质，不孕女性作为被治疗的对象丧失了与医疗主体对话的权利。她们需要借助社交比如与其他病友沟通获得在地化的地方知识，这部分内容将在后文身体政治中的自我治理方面进行描述。

（二）被象征化的社会身体

当生育成为一种做女人的证明，生殖功能的不健全意味着女性身体的“不完整”。这意味着一种被动的人生选择。试想一下，如果个体本能选择不生育孩子的生活方式，但却得知自己因为身体功能而无法怀孕时，内心必然伴随着失落。因为她们会认为自己不是主动选择，而是被迫放弃生育。受到既有性别系统对女性的生育要求，她们难以与这种“命运的遗憾”进行和解，是一种“自己不肯放过自己”的状态，认为生不了孩子就没有完整人生。

刘婷心有余悸地讲述自己的尴尬经历，她对于周遭人群的看法非常敏感，无法生育这件事让她感到羞愧，以至于将“做试管”看为一种需要被掩藏的事实，好让自己少受到来自社会的指责。

另一方面，刘婷还是一名妇产医生，对生殖非常了解，但偏偏她却对自己的生殖无能为力，这让她感受到了一种无力感。而她的同事也有很多来这家医院做试管，其中有些人的症状比她还要严重，也都怀上了，对比下来她感到压力很大。她认为自己是一个无论做什么事情，只要定下目标就一定可以完成的人，因此对自己之前的试管失败表示非常不能理解，甚至达到一种无法与自己和解的状态。

在田野观察中，有心理结郁的女性都有“不够爱自己不够关心自己”的共同特点。不在乎自己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本能地忘了去在乎自己的感受，另一种是主动认为自己不值得被在乎。李楠就是这样的人。她表示因为不能正常生育，自己似乎变成被边缘的少数人了，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因为没有一个女人应该有的功能。

“你认为自己有病吗？是一个病人吗？当有人喊你是病友时，你会不会感到被冒犯？”不孕女性在面对调查者这一问题时，大多数人在犹豫中给出了“我就是病人”的答复，但她们内心是对疾病的赋予感到疑惑却又无法言说的。第一类人给出了肯定回答：“我就是个病人，我就是有病得去治。”第二类人，她们会理性地承认自己阶段性的疾病，只是自己之前并没有行使身体的这项功能，所以没有“临床反应”。这类人一般接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在生育这件事上没有非常为难自己，也不会有对于被称作病人的焦虑。只有少部分人，会竭力反对自己被称作病人，她们也并不是因为接受了激进女性主义思想，相反，她们的观点来源于自身经验。

我就只是不能生而已，我平常上班好好的怎么就是病人了，虽然总被称作病友，但我自己会很在意被称为病友，不舒服。

虽然洪春表达了一种不满但却无可奈何的态度，但大部分女性太在乎生育这件事，认为生育是人生必需的过程，不能生育就是病人，认为这是一场人生必过的大考。站在一种社会医学化的立场，病名的发放遵循社会观念，有病要治的逻辑实现社会控制，既是一种内在的心灵工程，愧疚、创伤；也是外在的社会工程，包括社会面的污名和歧视，以及更专业的机构建制。

（三）阶段性的身体政治

往返于医院和家庭旅馆间“做试管”的女性，日常生活围绕着“做试管”展开，能动性不仅在她们的积极生活中时时处处体现，也更反映出在做试管这样一个特殊时间段内，在她们人生而言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对身体进行规训和管理。她们都围绕着各项身体指标展开积极的、对阶段性“试管身体”的自我治理。

在进周之后，辅助生殖技术对受孕者女性的睡眠与饮食以及相关的生活方式提出了要求。不能熬夜、强调地中海健康饮食的医学身体控制，尤其是与自己曾经是一个“正常人”的生活状态做对比，这让许多女性滋生了抑郁情绪。秀莲总认为自己没有精气神，马上要移植了，虽然每天晚上九点半睡觉，早上六点钟醒，但总觉得自己睡得太少，而实际上又睡不了那么多。

不仅是秀莲，许多女性都因“身体对睡眠的要求”而产生焦虑。洪春将家庭旅馆房间按照自己家里的房间进行布置，以便让自己在熟悉的环境中入睡。但实际上，她们大多数人的睡眠是十分充足的，并没有病理上的问题，更多是将睡眠充足作为自己能够移植成功的必要条件，用一种负性思维去强调自己生活方式还不够完美，总认为自己还不够“努力”。除此之外，她们也会尝试更唯心的方式，比如去寺庙烧香，获得一种心理暗示。

另一方面，饮食习惯上的要求也成了秀莲生活方式转变的一部分。她目前是移植周期，因此饮食需要严格控制，许多她曾经喜欢的零食都只能吃很少量，而她却常常吃得超量，对此她非常愧疚。但她偶尔也会放纵自己一次，在某天她买了六颗草莓，回旅馆的电梯里，她看到同电梯的大姐带了一袋烧饼，便问烧饼是在哪里买的，大姐便直接给了她一个。回到旅馆，她拿着烧饼虽很纠结，最后还是吃了。而这种自我治理的失败又让她感到十分愧疚。

珍妮是一个经济条件较好的年轻女性。她之前移植过一次，但失败了，没有着床。失败之后，又马不停蹄地继续下一轮，到了下一个进周期。珍妮被困在这里做试管，丧失了自己的工作和社交，这种阶段性的失去让她难以接受。

珍妮因为很想要有孩子所以并不拒绝做试管。但她难以接受做试管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与自我的牺牲。辅助生殖技术要求不孕人群进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是一种医学控制下的集体性身体¹¹。上述经验也只是大量生活方式转变的部分内容，许多女性在进行对自我身体“客体化”的同时，忍受着压力，却又尝试挣脱部分束缚，来让“自我”得到满足，换来一段稳定的情绪状态。

与洪春被动的状态不同，戴丽则选择主动出击，甚至来做心理咨询的目的也是如此。她在咨询过程中，竭力想要证明自己的“努力”。她将自己在医院的治疗方案与自己在外助孕私人机构的方案进行对比，试图从咨询师口中获得对自己知识体系的肯定。似乎她来做心理咨询并没有非常直接性的烦恼，而是想要在不同的医院单位中获得这样一种被肯定的自信。因为在移植之后，戴丽在病房向护士表达了同样的看法。除此之外，她们也喜欢去与其他病友进行对比，譬如主治医生如果名声更响，对于她们的自信会提升更多，同时也成了一种炫耀的资本，在病友面前表现自己的“努力与幸运”。

当然更多的人会像秀莲一样选择比较理性的知识积累方式。自打进入试管领域以来，秀莲都在有序克制地获取知识，她深知不应该过多了解太多信息。她觉得知道得太多反而会使她更焦虑，尤其是移植之后。因为已经是木已成舟的状态了，就算你打听到再多也已无济于事，不如少接受信息让自己少焦虑一点。

李楠是一位从山东远赴而来的患者，她并不想获得心理咨询帮助，来到解压室是为了打听更多的小道消息。“我听说可以供卵是吗？要四五年？”当被告知只需要两三年左右时，她非常惊喜。转而又询问如何能挂到院长的门诊号。当得知院长不开设直接门诊，只进行小程序直播问诊时，她似乎下定决心要再努力一次。

面对她们对于医院的不信任，医院认为还是要遵从主管医生的安排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个体化方案。尤其是在移植术后的保胎期，医院的态度会更加“佛系”，做好每天的血脂检查，给予个性化的药物方案。但非常多的病友不满于此，她们认为听天由命的保胎方案让她们没有安全感，与自己曾经的“努力”状态是背道而驰的，遂即很多人会寻求院外的保胎诊所。而这些诊所往往脱离了卫健委的管制，对于HCG与免疫球蛋白等药物的使用会更加随意。但在这种医疗消费与营销下，她们内心的自信与被肯定的努力又得到了恢复，只是身与心的关系又被拉大了。

生殖医院的流水化助孕让她们感到自己无法被完全照顾，在面对可获取的医疗资源面前表现出强大的渴望。但另一方面，在“外行知识”下指导规训的多重身体⁸，又是被医院方面指责与不被理解的。辅助生殖技术中的女性的身体实践，是女性对于自身阶段性身体政治的主观能动性体现，但同时也显示出一种社会控制影响下的自我治理技术，是一种个体身体从属于身体政治的体现。

五 心理解压：作为一种弥合方式

心理咨询中心位于门诊大厅的东侧，外墙面由玻璃构成，内部装潢以原木风为主，附带有吧台、绿植以及沙发和靠椅。由于所调查医院为混合所有制企业，因而其医院装修风格并不如其他公立医院拘谨，带有更多的现代风格。心理解压室的服务也是大多数公立医院不曾看到的。屏风靠外空间负责辅助生殖宣教活动的展开，通常是第一次来院就医的夫妻在看过门诊之后，来到心理解压室观看电视上的宣教视频，了解辅助生殖技术的基本内容。屏风隔开这一空间的另一侧，是由音乐放松椅和方形四人桌组成的较小的私密空间。对焦虑较为严重患者，咨询师会使用放松治疗为她们解压。放松治疗指的是在一个较为安静暗淡的环境下，患者躺在沙发椅上，听舒缓音乐，咨询师朗读文案，达到一种催眠放松的效果。医院通常在移植的前几日对患者进行放松治疗，以确保放松治疗的疗效得到最大化。因为放松治疗次数多了，患者会对这一方式有脱敏反应。而方形四人桌通常是进行心理咨询的主要空间，咨询者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每次接受40—60分钟的心理咨询。主要的方式以认知行为治疗为主。咨询者会对自己目前的情况进行倾诉，绝大部分第一次进行心理咨询的女性能够从倾诉中找到情绪宣泄的机会，哭诉自己目前的困境。这种状态让咨询师感知到是一个打入她们内心深处的好机会。建立彼此之间的信任关系是心理咨询的前提。咨询师随即会对她们的哭诉进行肯定与情绪上的疏导。共情的立场也是必须的，让对方感受到你的善意，而绝对客观的立场会引起对方的防御心理。女性在这一状态下，会卸下自己平常状态下的伪装，强调自己的弱者身份，在情感上会表达自己的无助、失落、懊悔。关于倾诉的内容，绝大部分是与试管相关，但同时也会掺杂其他生命历程中的事件。在经过这样的1—3次以评估性访谈为主的心理咨询后，咨询师便会采取认知行为治疗进行干预。认知行为疗法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例如许多女性往往会进入一个自我身份定位错位的误区，会认为自己处在家庭结构中的底层，厌恶自己的试管失败拖累了家庭，从而得出“我不配拥有更美好的事物、我不能够去享受、都是我自己不够努力”等自我定位。在客观层面，咨询师会根据她之前的评估性访谈内容，将咨询者自身积极性的方面做更多挖掘，并且通过医学生理知识的拓展，让她们理解“不孕的原因并不是全在女性，也有很多男性不育的例子。”在话语层面，咨询师会反复褒奖、安慰并肯定对方所做的努力。咨询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已经做得很好了。”同时，在行为层面，咨询师会建议患者去体验生活中的美好事物，看一下盛开的花朵、吃一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尽管这些“小事”看起来并无扭转乾坤的作用，但五官、肢体、呼吸等人的基础性身体感受能够直观地唤醒积极性的一面。一系列认知行为治疗能够帮助她们理解人生不只是有哪些“大事”，或者将她们从拘泥于某一件走不出的心事中解脱出来。在没有解决现实问题之前，人们往往很难深入这些多次来进行心理咨询者的内心，除非言谈中部分开导能够击中生命经验中最引起她共鸣的部分。这种感悟与吸收的瞬间能够让患者豁然开朗。但事实上，所有的心理治疗其实都是一种实时焦虑的缓解。宋美表示自己只参加了一次团体治疗，没有想过要去心理解压室咨询，因为这些放松都只是一种物理方式。她认为只有解决了现实问题才是缓解所有负面情绪的长久之计。

女性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更多的情绪价值，而往往日常生活中，自己没有渠道倾诉并获得这样专门性的情绪。“我很怕我自己讲完之后别人不理解我。”王京说出了自己的担忧。因此，专科医院的心理解压室能够对助孕过程这一专门事件进行针对性的服务。“但是来这里我不需要跟别人解释我自己的不孕原因，因为咨询师本身就是医院的护士，她们很懂我！”王京补充道。

目前的研究结果只能大致得出这些与心情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譬如情绪会影响子宫平滑肌的收缩。子宫平滑肌属于内脏肌肉，不能受到人自主控制，受自主神经支配以及内分泌系统的控制，源自神经或激素的刺激。情绪不稳定会导致子宫平滑肌血液不流通，影响供血，降低着床率。而自主神经与激素内分泌也仅是一种原因推测。我们在无法找到更为理想的因果关系的前提下，心态成了“孕考”中脱离医学知识体系之外的要素，并且情感本身不能被理性控制。因此，与这种不确定共存，成了目前的最优解。

六 结论

可以说，辅助生殖技术的目的不仅在于成功生育，也在于为不孕不育自身的疑难性（ 即不确定性） 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对于这些做试管的女性们来说，至少“啥方法都用过了”可以缓解她们及家人对于不能生育的焦虑。然而，“做试管”是一个自带循环时间性的周期活动，做试管的女性们也经历着自踏入周期，由希望、焦虑乃至最终失败而失望的循环情绪波动中。辅助生殖技术，是一个不断需要通过判断、交涉而做出抉择，以及努力克服负面情绪也继发生成负面情绪的过程。大家在一次次做试管的周期性的希望与失望交替的焦虑中坚持着，而最终的成功总会或多或少有着不可预见的运气甚至奇迹的成分。

本文希望能够运用经验材料对个体身体、社会身体以及身体政治三个概念进行理解，从而更好地解释情感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通过经验性的视角观察到人类科学技术带给我们的好处与负担。同时，对女性的地方性实践的考察，也尝试给出一个在不确定的阶段性历程下的道路。

注 释

 家庭旅馆是许多生殖医院共有的社会现象。由于女性进行辅助生殖技术的特殊性，家庭旅馆填补了住宿（尤其是异地就医患者）的需求。一般以私人老板将住宅面向不孕家庭进行房间出租获取收入。旅馆老板常年混迹于医院门诊大厅和候诊室，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为初来乍到的患者提供帮助，比如为他们进行生殖知识的科普、帮助指导他们填写表格和资料、陪护她们去科室进行身体检查。通过这些手段，老板换取了对于顾客的信任。抑或是通过其他病友对家旅的口碑来建立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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